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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曹禺先生于1934年发表的话剧《雷雨》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。它以复杂的家庭关系、深刻的人性刻画和强烈的悲剧色彩令人瞩目，并被多次改编、不断演绎。近日，由北京市曲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，王新纪改编、李伯男导演的北京曲剧《雷雨》，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，以全新面貌与观众见面。这一改编的新版本演出，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，更是一次艺术上的探索。此剧通过北京曲剧特有的表现手法，实现了对原著的精神再读解，给我们提供了活化经典、永葆魅力的艺术启示。

　　首先，此剧以周冲的灵魂视角统摄全剧，探索人性中不自知的幽暗、浑莽与固执。改编在保持了主题立意、人物关系、经典场面和精粹成分的前提下，创作重点转向表现20世纪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复杂关系和家庭伦理，表现人的内心欲望的波起云涌、自身处境的无奈被动，以及悲剧必然的残酷性。原著中，鲁大海作为工人代表与资本家周朴园的冲突，是“反封建”主题的重要依托，而在北京曲剧这一版创作中，鲁大海的一些戏份被凝缩，这种处理并非对原著的背离，而是对曹禺创作本意的另一维度解析。曹禺曾多次表示，他的《雷雨》不是写社会问题，而是在写一首诗。这一版的《雷雨》通过周冲的灵魂视角，以全知的姿态参与并评述悲剧，强化了“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，落在里面，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”的哲学意蕴，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升华至普遍人性和存在局限的揭示。

　　其次，改编强调了编剧对剧中人的“悲悯”而非“审判”。此剧对周朴园进行了“去魅化”处理：他不再是简单的“凶恶资本家”“家庭霸凌者”“阶级压迫者”，他逼迫繁漪喝药的行为被置于“她是否真的有病”的疑惑中，他对封建家长压制下被迫放手的初恋侍萍的追悔，其作为悲剧最终的承受者的凄凉晚景，则展现出人的孤独、无奈与悲哀。与此同时，繁漪不再是单向度的反抗者，也不仅仅是被自然欲望驱使的“变态者”，她更接近曹禺笔下“最‘雷雨’的性格”、被莫名阴郁主宰的情感的宣泄者，是特定历史境遇下家庭桎梏的挣扎者。对人物复杂性的深度开掘，打破了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，让观众在全知视角下产生共情，进而引发思考。

　　曹禺的原著按照“三一律”的结构模式，以线性叙事展开情节，而北京曲剧以周冲的灵魂视角展开全能透视，让其魂灵在悲剧发生之后与进行之中自由穿行，并由此展现悲剧反观、心灵反应、伦理反诘、文化反思。这一设定赋予叙事双重的时间维度，既回顾已成废墟的周公馆，又实时见证悲剧进程。周冲的旁白与剧中人的情感漩涡形成张力，使观众在深渊之上凝视剧中人的挣扎与悲戚。周冲俯瞰周、鲁两家人的命运悲剧，正如其唱词所言，“如一片轻云，一缕风声”，既推进叙事，又点化悲情。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叙事结构，更使周冲成为连接观众与悲剧的桥梁，凸显其命运见证者的独特作用。此外，改编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，从当代文化立场出发，以周冲的灵魂为舟楫，追溯辽远的过去，也让戏剧叙事从一时一地的故事变为带有普遍意蕴的悲剧，引领当代观众对人性深处进行心灵审视。这种全能视角遵循了曹禺强调的“审美距离”，使观众在感受情境的同时，不致被激情“吞噬”。

　　导演李伯男有意识地探索、实践、表现东方美学意蕴，舞台呈现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进一步突破，追求具有风格化的舞台意象和人物造型。在黑与白的基调中，以服装色彩、舞台灯光点缀灰与暗红，充分表现令人荡气回肠的前尘旧梦。舞台布景以简洁的几何线条、框架结构，构成多层次、区隔化的表演场景，穿着白、黑、灰色调服装的剧中人盘桓其中，生命与魂灵、此生与往世相依、相克、相生，繁漪舍弃了标志性的华丽却沉郁的旗袍，四凤也没穿纺绸衣衫。观众触目所及，宛如黄昏独立时看到他们投向地平线的幽暗身影，又如午夜梦回时抹不去的梦魇之形。导演通过灯光、走位和唱腔引导，将废墟般的周公馆与前尘旧梦并置，让周家客厅与鲁家小屋自由转换，将线性叙事与艺术表达的写意性有机结合，实现了从写实悲剧到诗化意境的转化。剧中，雷雨既是自然现象，也是情感爆发的隐喻，这一意象贯穿始终。唱词反复渲染“高天上雷雨在酝酿宣泄”，雷声和断电效果交织，撕裂黑暗天际的闪电的强光炸裂，将自然界与人心的“风暴”融在一起。

　　此剧的音乐与唱词的设计秉承着北京曲剧的传统调性和动听旋律，增强了抒情性和叙事性。周冲的空灵、周萍的恐惧、繁漪的愤闷、侍萍的坚韧，都有恰如其分的音乐表现，唱腔既符合曲剧韵律，又传递悲情心绪。如果说话剧依赖写实表演，那么北京曲剧则通过“唱、念、做、表”的程式化处理，赋予了悲剧更直观的冲击力。改编通过周冲的终极唱词，引导观众凝视人性深处，并触发对人性救赎的思考，契合曹禺对“命运”“人性”“残酷”“悲悯”等命题的深刻观照，让悲剧意味得到强化，实现北京曲剧的艺术气质与悲剧精神的有机融合。